当初会选择阅读这本书，是因为余博士把这本书同其它书籍列为必读的基础性书籍。过去对政治理论丝毫不感兴趣的我而言，选择阅读这本书完全是非自愿的。因此在阅读的当儿，有许多的问题不断地在我脑里盘旋：基督徒需要了解政治理论吗？神学是否可以避开政治，而去谈及其他领域的议题？要是政治学是神学必须涉及的领域，我又应该如何看待这本书所述及的理论？
也许是巧合，在我阅读这本书的当儿，世界各个角落正发生着许多重大事件：1）美国政府关门了，因着朝野政党对于奥巴马所提呈的预算案都各持己见。关键性的 Obamacare 是个惠及贫民大众的计划，然而却出于政治游戏及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而僵持不下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013/09/30/five-reasons-americans-already-love-obamacare-plus-one-reason-why-theyre-gonna/)；2）马来西亚大选后逐渐趋向极端种族主义的政治取向，令许多人深感担忧；3）在香港，“占中”事件引起了基督教神学界的热烈讨论：“神学”是否应该涉及“公共”？什么是“公共”？这些事件的发生，也逼使我更认真地思考政治学与基督信仰的关系。
在“占中”的激烈讨论中，香港神学界对于“神学是/不是什么”不断地进行争辩。曾庆豹博士在其文章中提到香港浸神的邓绍光教授对“公共神学”的批驳，认为“公共神学”是徒具形式的东西，一种空洞不实的神学，理由是神学变得普遍化，失去其特殊性。邓教授尤其要指出的即是教会的特殊性以及三一上帝的具体行动和内容，在那些公共神学中是闕如的。所以邓教授认为公共神学不能说得上是一种神学，理由是它与教会（信仰群体）无关：教会与公共是无关的，从来，教会就是教会，她无涉于公共，因此，任何想将神学置于公共的，即完全背离了神学及其以教会为主的前提。（参见曾庆豹〈是誰把公共神學閹割作「公公神學」〉《时代论坛》）
但曾庆豹博士认为：“神学”本质上即是公共的，神学既然诞生于以“大公”或“普世”为框架的教会观中，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着一种与公共分离出去的“教会神学”，后者往往是当教会在公共的参与上节节败退后自编出来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辩词。“神学”根本的主题即是上帝，没有人会怀疑，所以连那些无神论的主张都会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神学的，理由甚明，问题只在于是何种“上帝观”，毕竟没有一种上帝观可以是想当然的，上帝观是起点，也是终点，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循环”。（曾庆豹〈是誰把公共神學閹割作「公公神學」〉《时代论坛》）
教会从来就没有“进入世界”或“走出世界”的选项，因为教会一直是身处在世界里；教会及神学的唯一选项是：“经世”，而非“入世”或“出家”。既然神学离不开公共，教会也离不开公共，那基督徒就无可避免的必须正视政治的所有层面，也因而确立了涉足政治与政治学的正当性理由。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是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许多学科中，如哲学、伦理、逻辑、心理、物理、生物等等，他都写下了开创的或重要的著作。在政治学上，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位用剥削阶级的观点创立政治学的体系，而《政治学》是他在政治学上的伟大著作。
《政治学》共有8卷，其内容如下：
第1卷 ： 论家户
第2卷 ： 论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
第3卷 ： 公民和政体理论
第4卷 ： 现实整体的类别
第5卷 ： 政变和革命
第6卷 ： 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
第7卷 ： 政治理想和教育原则
第8卷 ： 青年训练
《理想国》所建立的政体确实是非常“理想化”的，无论是在“妇女孩子共有论”、政治体系等等。相比之下，《政治学》则考虑了现实处境的可行性，而这也是亚里斯多德评击柏拉图的地方之一。在这本书里能看见两位希腊哲学巨人的对话，是非常兴奋的。
在第一章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当时的希腊世界对于“人”与“财产”的观念。对于希腊人来说，“财产”可分为两类：“有生命的”，及“无生命的”。“无生命的财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但何谓“有生命的财产”？对于当时代而言，“有生命的财产”即是“奴隶”。奴隶制在当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都是这制度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奴隶生来就比常人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他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他们是工具，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因此，他们在家户中地位，只是个活的工具，而不是“人”。亚里斯多德的名言：“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里所说的“人”，原来是对着奴隶主富有阶层说的。
亚里斯多德是政治理念是比较看重法律/法制的。他认为法律不含感情，所以可以做到人治所做不到的“公正”。除此之外，亚里斯多德也认为，中层阶级是稳固某政体的关键。在富有阶级与贫穷阶级永远在对立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势力过盛都会影响其政体的稳定性。因此，因着中层阶级的人数较多，所以能够制衡富有阶级和贫穷阶级的势力。
《政治学》让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在于其“家户经营”（oikonomia）的论述。这里的论述主要都是围绕在主奴关系、财产和获得财产的关系、货币的流通等等，就好像是在阅读经济学一样。这样的一个oikonomia,为什么后来会被用来表达耶稣的“救赎计划”？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其知识考古中，认为早期教父把
oikonomia 带进神学思考中，是因着为了解释三一神论：本体与实作（being and praxis）的区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oikonomia 被用来表达耶稣的“救赎计划“，也正是表明了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内容（救赎），从来就不应该狭隘地局限在人神关系上，而是更广泛地涵括整个人类的生活范畴（oikonomia
= 经世学）。
身为马来西亚人，在阅读这本书时，自然地必会联想到马来西亚现今的政治状况。当然，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不单是阶级斗争，更含有种族斗争的国家，其政治是非常地复杂。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政体，它必然要设计其体制，以图能够制衡各个势力，并长久地保持其统治地位。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必须分析和解读其背后议程，永远地守护：“政治团体在于实现善业”，这一高尚的目的，使国家霸权无从滋长。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论》不断地提醒着我：
……知识分子不是专业人，为了奉承、讨好及有缺憾的权利而丧失天性；而是具有另类的、更有原则立场的知识分子，使得他们事实上能对权势说真话。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立场的，而决定不与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士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外；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