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在其《基督教要义》中,以“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为其第一卷的起头,强调了“认识”的重要性。对神的了解,若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无法把它转化为生命经验,我们的信仰是死的。信仰,是能够承载生命的重量的,也因为如此,加尔文不断地强调这本著作是“敬虔之要义”—
是一本富有生命力的著作。“认识”,是含有“关系性”的,而不只是理性上的认知。因此,对神的认识,必须也是关系上的建立。
加尔文在第一章里谈及认识神及认识“自己”的关联。加尔文谈及的“自己”似乎不只是狭义的自己,而是包括全人类和整个宇宙。然而,我们如何认识神?我们又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当我们谈及认识这个世界,基督徒似乎就有一种“世界是全然败坏的”这种思想,而把基督徒抬高至一种高度来审视世界。然而,我们却忘了上帝的普遍恩典是全然的赐予世界。因此,基督徒应放下“属灵的骄傲”,认定自己与世界是在同一高度的平台上,来认识这个世界。这是包含文化上的各个层面,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甚至是宗教上的。
那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如何获取?在哲学上,这是“知识论”的问题,而康德在这问题上的分析,在启蒙时代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康德认为知识有两大源头,分别是感性与知性。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来自于心灵的两大根本能力:其一是感性,是一种接受表象的能力,其二则是知性,即一种透过感性所接受到的表象而自发地知道对象的能力。没有感性将没有对象被给予我们,没有知性则没有对象能被思考。这两种能力对于产生知识而言都是绝对必要且不能分离的,因此康德指出: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的,而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的。这两种能力的功能不能相互替换,认知不能直觉,感觉亦不能思考。唯有透过它们两者的联结知识才可能产生。
康德在其分析中,认为有两种感性直觉的纯粹形式,可作为先验知识的原则,那就是时间和空间,是对象得以被给予我们的必要条件。由此,康德设立了知识与时空的密切关联。
康德认为,我们的知识并非依对象而定,而是反过来,对象依我们知识的结构而定。换言之,康德哲学的基本认定是,经验是依据主体的直觉形式及概念而被形构的,也因此,关于经验对象的先验,知识才得以可能。这先验知识则称为“范畴”,它在逻辑上是先于经验且作为经验的条件,并非导源于经验。
感性的纯粹形式是时间与空间,而知性的纯粹概念即为范畴。换言之,范畴和时间空间一样是先验地被运用于对象以产生知识。
到底是什么构成我们的“范畴”?康德提出了他的见解,社会学家也从社会中建立其“范畴”。然而,加尔文在第一章的结尾提到:“不管认识神与认识自己这两者的关系如何,正确的教导次序要求我们先讨论认识神,然后再讨论认识自己”。虽然并不清楚加尔文的“正确的教导次序”是基于什么为基础,但若把对神的认识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范畴”,似乎也是恰当的。以对神的认识为我们的理性“范畴”,来形构我们透过感性所获得的表象,使其成为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基督徒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