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那的永恒 – 记清明与受难节的感受

             2018年3月31日，住在吉隆坡的家人都回到了关丹扫墓。每一次到父亲的墓前，都会仔细地看看墓碑上刻上的文字；也唯有在这些文字面前，生与死的问题是那么真实地催逼着我的思绪。人的一生是脆弱的，是短暂的，就好像秋天的一瓣落红，消逝于刹那之中。可哲学家们不都说，唯有受死亡驱迫的有限生命，才更显出生命的美好吗？也许转眼即逝的无常生命很可怕，但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活了一辈子，却无处寻得其中的意义与美好。生命的短暂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无法在这刹那的瞬间捕抓住其中的永恒。面对着亲人的墓碑，心里总会不断地问自己：我的一生是否过的无悔？我的一生是否有什么是能够让我觉得不枉此生的？或许，我的一生所需要的并不多；只需要那么一个东西，而正是这东西让短暂的生命变得精彩。蒲宁在其小说《寒秋》的这段话，正好述说着我的内心感受：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冷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新路》，页402）

                生命的长短并不是重点。人可以活上百岁，却如活死人般失去自我；也可以如耶稣般只活到33岁，却为世界带来爱的革命。历史的时间进程，并无法真正体现一人内心所体验的时间。生命的刹那或永恒，并不取决于一人的年岁，而是在于内心所深切体验过的时间。内心的时间，堆砌着我们的记忆，也建构着我们的主体性与价值。唯有如此的内心时间，才能够把我们一生的刹那升华至永恒。

                可是，在这资本主义当道的世代里，名利的追逐成为了我们的生命目标，物质的享受成了我们的优先考虑，以致于它腐蚀了我们的灵性，使我们麻木于每日的忙碌之中，迷失自我，不再更深一层地问自己生命的意义何在。在忙与盲之中，我们丢失了内心的时间，丢失了曾经感动我们的记忆，丢失了当初推动着我们活出生命价值的记忆。因此，若要从麻木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其前提唯有是建立在对自身记忆的反思。如此的反思，并不是在历史进程的层面上，而是重新审视我们内心所体验过的时间与回忆，从中寻回我们的价值与主体性。记忆，作为内心的绵延时间，并不是指着历史的因果序列，而是过去的各阶段相互渗透与交融，形成一个形构着自我的整体记忆。记忆，即是我们的生命之流，它不单包含着过去，同时也预设着未来。对记忆的反思，即是对自我的重新反思，重新寻回我们一生中的“那一样东西”，那样使我们的短暂生命重新连接于永恒性之中的东西。柏格森曾说：“生命之流就是实在，精神是生命之流向上的冲力，而物质是生命之流向下的沉降和凝固。”对柏格森而言，记忆是精神与物质生命的实在，也唯有在记忆中，我们才能够在其精神层面里寻获生命的永恒性。这不是一种概念上的永恒性，而是一种生命的永恒性，一种生气勃勃的永恒性。

“我一生有过什么东西吗？” 若我是蒲宁小说里的那位主角，或许我会如此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记忆的精神根源。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过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

刹那的生命，唯有在记忆中寻获其精神面向，才可能变为永恒。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

​近来我国的知识圈内不断在提出一个疑问：究竟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这一疑问在当今这个政治困局中重新被提起，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面临着种种前所未有的政治难题时，国内的政治论述很多时候不是沦为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就是被煽动性的言论所充斥着。理性论证的氛围，在我们当中变得如沙漠中的一股清泉般那么的珍贵与稀有。我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么一群人，一群拥有解读政治时局之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理清这一切混乱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并在困局中指引出一些的方向。因着如此，知识分子在公共论述中的缺席，对整个社会而言，不单被视为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背叛，它更是对“知识分子已死”的一个宣判。“知识分子去了哪里？”这一提问固然重要，可是在解答这一疑问之前，也许我们首先得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作出更多的分析，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寻回这些缺席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得问：“谁是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有许多学者曾给予过不同的解说。萨伊德（Edward Said）在其《知识分子论》的第一章，就针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当详尽的论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站在光谱的其中一端，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有在社会中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所提出的定义，认为只有极少数在社会中扮演着哲人王（philosopher-kings）的精英，才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无论是葛兰西或是班达，他们定义下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只躲在象牙塔里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群人，而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对萨伊德而言，葛兰西及班达所给予的定义，都有其不足的地方。他尤其不认同葛兰西的立场，认为在指涉着所有人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会被化约为脸孔模糊的人。因此，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指着特定的个人而言。在整理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后，萨伊德如此说道：“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也许我们得进一步追问，到底萨伊德意下的“个人”是指着谁而言？大学教授？博士？社会精英？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必须暂时把萨伊德对知识分子的具体指涉性对象搁在一旁，而单单从他对知识分子所定下的特质重新思考“谁是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从萨伊德的这个定义来看，知识分子除了得扮演公共性的角色，更为根本的是，他得首先具有表达讯息和观点的能力。一直以来，我们普遍认为只有大学教授或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条件生产知识，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把这些新知识与观点传达给普罗大众。因此，在这一认知下，知识分子被看为是代表着精英或个人是可理解的。可是，如此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不再反映现今的实况了。因着资讯媒体的发达、教育的普及等因素，学术权威已经逐渐式微。如今，知识生产已不再是学术精英的特权，而是把大众也囊括在其生产模式之中。唯有在精英与大众的相互对话下，知识才得以被推进至一个更为丰富的状态。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无条件大学》里认为，“（作为一个生产知识的场域），无条件大学并不必然得处身在大学的四面墙里，它亦不能只被教授这一身份所局限。它在任何容许无条件性的地方寻索其立身之地：任何容许我们自由思考的地方。”在他设立的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Philosophy里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治学理念。在那里，教授的研究计划并不是在封闭的学术圈里进行，而是在公开讲座及研讨会里，与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及行业的公众进行交流而产生的。对他而言，知识的生产不应被设下任何条件，它并不是精英们的专利。唯有在不同的交集中，知识才能呈现其多元与丰富的面貌。如此的知识生产模式也一样体现在历史学界里。历史的书写已不再是“精英历史学家”的专利，而是透过大众史学的观念，让大众也可以藉着书写历史而投入到知识生产的行列当中。在“正史”和“底层史观”的相互对话与补足之下，新的知识与观点才得以被产生。也唯有如此，一个真正属于弱势及边缘者的声音才得以被表达。

当然，知识的生产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些的学习与操练，但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被精英们所垄断。在现今的后现代处境里，知识生产的模式已产生了变化，学术霸权已成为批判的对象，学术精英的权威也经已被解构。这一解构行为背后的基础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生产并表达知识与观点的能力。换句话说，从萨伊德的定义来看，若大众也一样具备了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与意见的能力，这其实也意谓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提升这一能力，藉着成熟的理性思辨与公民素养，好让大众可以为其所属的群体，甚至是为身边的群体发声？唯有当这真正属于弱者的声音被纳入知识的生产模式时，它才有为公众发声的正当性，也才具有“知识分子代表大众”的合法性基础。

我必须在这里澄清一点，我并不是在提倡一个没有精英的公共领域。我虽认为知识的生产并不由精英们所垄断，但同样的，它也不被大众所垄断。知识唯有在互动与对话中才有被生产与推进的可能。因此，当我们在质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时，我们就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精英们的身上，仿佛唯有他们才是我们的“弥赛亚”，而是得把目光也投射到大众身上。当我们在期盼着精英们参与我们的公共论述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把大众投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一同建构一个理性论政与对话的氛围。唯有如此，国家的变革才有可能，民主的运作才有可能寻获它的支点。

在此解构下，我们重新质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

（12/3/18刊登于《当今大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