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历来有许多学者曾给予过不同的解说。萨伊德（Edward Said）在其《知识分子论》的第一章，就针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当详尽的论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站在光谱的其中一端，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有在社会中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所提出的定义，认为只有极少数在社会中扮演着哲人王（philosopher-kings）的精英，才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无论是葛兰西或是班达，他们定义下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只躲在象牙塔里从事学术工作的一群人，而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然而，对萨伊德而言，葛兰西及班达所给予的定义，都有其不足的地方。他尤其不认同葛兰西的立场，认为在指涉着所有人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会被化约为脸孔模糊的人。因此，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指着特定的个人而言。在整理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后，萨伊德如此说道：“我认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也许我们得进一步追问，到底萨伊德意下的“个人”是指着谁而言？大学教授？博士？社会精英？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必须暂时把萨伊德对知识分子的具体指涉性对象搁在一旁，而单单从他对知识分子所定下的特质重新思考“谁是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从萨伊德的这个定义来看，知识分子除了得扮演公共性的角色，更为根本的是，他得首先具有表达讯息和观点的能力。一直以来，我们普遍认为只有大学教授或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唯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条件生产知识，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把这些新知识与观点传达给普罗大众。因此，在这一认知下，知识分子被看为是代表着精英或个人是可理解的。可是，如此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不再反映现今的实况了。因着资讯媒体的发达、教育的普及等因素，学术权威已经逐渐式微。如今，知识生产已不再是学术精英的特权，而是把大众也囊括在其生产模式之中。唯有在精英与大众的相互对话下，知识才得以被推进至一个更为丰富的状态。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其《无条件大学》里认为，“（作为一个生产知识的场域），无条件大学并不必然得处身在大学的四面墙里，它亦不能只被教授这一身份所局限。它在任何容许无条件性的地方寻索其立身之地：任何容许我们自由思考的地方。”在他设立的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Philosophy里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治学理念。在那里，教授的研究计划并不是在封闭的学术圈里进行，而是在公开讲座及研讨会里，与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及行业的公众进行交流而产生的。对他而言，知识的生产不应被设下任何条件，它并不是精英们的专利。唯有在不同的交集中，知识才能呈现其多元与丰富的面貌。如此的知识生产模式也一样体现在历史学界里。历史的书写已不再是“精英历史学家”的专利，而是透过大众史学的观念，让大众也可以藉着书写历史而投入到知识生产的行列当中。在“正史”和“底层史观”的相互对话与补足之下，新的知识与观点才得以被产生。也唯有如此，一个真正属于弱势及边缘者的声音才得以被表达。
当然，知识的生产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些的学习与操练，但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被精英们所垄断。在现今的后现代处境里，知识生产的模式已产生了变化，学术霸权已成为批判的对象，学术精英的权威也经已被解构。这一解构行为背后的基础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生产并表达知识与观点的能力。换句话说，从萨伊德的定义来看，若大众也一样具备了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与意见的能力，这其实也意谓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提升这一能力，藉着成熟的理性思辨与公民素养，好让大众可以为其所属的群体，甚至是为身边的群体发声？唯有当这真正属于弱者的声音被纳入知识的生产模式时，它才有为公众发声的正当性，也才具有“知识分子代表大众”的合法性基础。
我必须在这里澄清一点，我并不是在提倡一个没有精英的公共领域。我虽认为知识的生产并不由精英们所垄断，但同样的，它也不被大众所垄断。知识唯有在互动与对话中才有被生产与推进的可能。因此，当我们在质问“我们的知识分子去了哪里”时，我们就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精英们的身上，仿佛唯有他们才是我们的“弥赛亚”，而是得把目光也投射到大众身上。当我们在期盼着精英们参与我们的公共论述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把大众投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之中，一同建构一个理性论政与对话的氛围。唯有如此，国家的变革才有可能，民主的运作才有可能寻获它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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